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正在苏州隔离，相比时隔16年再夺亚冠的中国女足，似乎毫无存在感。中国足球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恐怕就是2022赛季的职业联赛会如何？虽然在外界看来，中国男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但中国足球界的从业者们却很清楚，当下中国足球最重要的事情中超裁判赵亮，就是在新赛季尽快恢复职业联赛的正常运转。
1. 力争全面恢复主客场比赛
虽然中国男足国足未能闯进12强，3月份的两场比赛也只是例行公事，但对中国足球最致命的打击并非国家队未能登顶，而是疫情的影响。每周一场比赛的主客场赛制彻底停摆两年，中超联赛只能以集中赛制完成，被迫大幅缩短赛程，这导致中超联赛成为如今世界足坛一个非常奇怪的赛事，这体现在很多离开中超的外援在各种采访中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足协，但无论是足协，还是目前负责职业联赛运营的中国职业俱乐部协会筹备组，还是职业俱乐部，都不愿意实施这种赛制。而且，更有力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场能容纳几万人的演唱会可以正常进行，而一场平均只有两三万球迷的足球比赛却无法正常进行？职业联赛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赛事，需要门票销售。俱乐部依靠销售等基本商业收入来维持运营。禁止球迷入场，被迫采用集中赛制，彻底“断绝”了俱乐部最基本的收入。
事实上，目前正在推进的股份制改革遭遇阻力，与前两年集中赛会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不是没有企业或公司愿意接受或介入俱乐部的运营，不少地方企业或公司都明确表示，如果赞助企业不能参与赞助或赞助，至少也应该让企业或公司能看到自己赞助或赞助的球队，看其球队在主场打球。如果做不到，那企业或公司为什么要赞助或介入俱乐部的运营管理？难道只是为了“捞钱”吗？当这样的“傻逼”谁也不会开心。
所以中国职业联赛要继续生存下去，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已是迫在眉睫。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中国足球“生存”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即便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仍在持续，足球联赛已经全面实行主客场制，全面对观众开放。如果中国足球联赛能够全面恢复，也将能够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早在今年1月初2021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协就已经开始筹划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并开始与上级相关部门沟通，目前足协已经提交了申请报告，希望能够全面恢复主客场制。
2. 每支球队需要报道多场主场比赛
当然，整个过程中，中国足协也根据实际情况提交了多个方案，比如为了保证主客场制的全面恢复中超裁判赵亮，今年中超各俱乐部不仅需要报备第一主场，还需要报备第二、第三主场，符合职业联赛的要求，随时可以投入使用，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疫情。
以北京国安为例，由于目前工人体育场正在为2023年亚洲杯进行改建，因此正常情况下会选择丰台体育中心作为第一主场，但当丰台区遭遇疫情反弹，丰台体育中心就不再是国安的主场，因此国安可能会选择大兴或者顺义作为第二或者第三主场。当然，第二、第三主场必须符合中超联赛的标准和要求，无论是草坪、灯光等。如果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提交的全面恢复主客场比赛的申请获得批准，在中超联赛开始前，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会派出相关人员对各俱乐部上报的主场比赛进行全面检查，只有符合标准的才会被批准作为备用。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国安甚至可能会选择北京以外的地方作为主场，以应对职业联赛的正常开展。
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案，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筹备组也都准备了联赛方案，以防主客场制申请不获批准，如果主客场制无法正常进行，2022年中超联赛包括中甲和中乙联赛，还是要像过去两个赛季一样以集中赛制进行，但具体赛程不会像去年那么紧张，全力保证34轮联赛能够进行。
3. 最早开学日期为4月22日
按照目前的草案方案，2022年中超联赛最早开赛时间是4月22日、23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在3月24日、29日参加最后两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99年龄段U23国足也将利用这次国际足联指定国家队比赛窗口，安排前往西亚集训，也就是外界广泛报道的迪拜杯，两队在完成各自比赛任务后，将乘飞机返回国内，随后进行常规“14+7”隔离。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男足两队3月30日启程回国，3月31日抵达中国，经过21天的封闭隔离，那么彻底解禁最早也要到4月21日。因此在此之前，中超联赛是绝对不可能开赛的，而4月22日、23日恰好是周末中超裁判赵亮，所以中超联赛定于本周末全面开赛。
当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赛季，对于入选了国脚或者U23球员的俱乐部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球队在联赛开始前无法开始磨合。如果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就无法按照国际足联的统一要求，即在今年卡塔尔世界杯前一周，也就是11月14日之前放走球员。虽然以目前中超俱乐部的现实情况来看，很有可能无法像往常一样放走球员。2018年世界杯有10多名外援，但即便放走其中一部分，也会对俱乐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按照赛程草案，中国足协筹备组希望在11月13日结束中超联赛全部赛事。
在这种情况下，各俱乐部只能想方设法克服联赛初期国脚或U23球员退出带来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为了在2022赛季更加完整地完成中超联赛，最大限度地“挽救”中国足球的根基。对于各俱乐部而言，国家队将在本月24日结束“14+7”隔离，而在3月10日启程前往西亚、备战3月下旬最后两场12强赛之前，不会再有组织性的聚集活动，因此各俱乐部球队只能利用这两周时间相互适应。
4. 两次让中国国家队通过的间歇
从4月22-23日周末到11月12-13日周末，一共30周，由于今年中超联赛参赛球队有18支，总共要进行34轮比赛，这就意味着今年中超联赛将出现多场“一周双赛”，如果足协杯也穿插其中，一周双赛场次或将增加。
和前两年相比，2022年中超联赛也将按照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窗口进行暂停，但时间不会和前两年一样，按照国际足联提出的2022年赛程，在3月21日至29日的国家队比赛窗口结束后，还将有5月30日至6月14日、9月19日至27日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虽然中国男足国家队今年没有重大比赛需要参加，但毕竟需要备战2023年亚洲杯，所以还是会进行集中训练，而这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间中超联赛也将暂停。
除了这两个窗口期，7月19日至27日在中国举行的东亚杯和9月7日至25日举行的杭州亚运会，都不会暂停中超联赛。球队表示，杭州亚运会期间，由于队员将以99年龄段的U23国家队身份参赛，可能会影响两到三轮联赛，因此准备用“免试”的方式解决队员招募问题。俱乐部球队在此期间将不再执行U23政策。至于东亚杯如何踢，目前还在商讨协调中。
5、国足比赛窗口期变为补赛期
虽然今年中超联赛已初步安排国际足联指定的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暂停，为国家队集训“让路”，但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也将充分利用这个比赛窗口，将这两个时间段设置为“补赛期”。
具体来说，如果中超联赛全面以主客场制展开，一旦出现意外或者不可抗力因素，比如中超球队所在地疫情再次出现，导致联赛无法正常进行，而其他比赛还是可以进行的。于是，暂停的联赛比赛被安排在6月、9月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内补赛。同时，为了保证俱乐部球队补赛的比赛正常进行，俱乐部的国脚球员暂时不会参加国家队训练，而是留在队内照常参加联赛。毕竟国家队训练不是最重要的，不会对国家队训练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无论哪一方都希望如此。
6. 转会窗口即将重新开启
前两年因为疫情影响，中国职业联赛赛程被打乱，这也导致整个转会窗被打乱，与国际足坛的转会窗周期完全“脱轨”。按照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的思路，今年联赛力争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希望转会窗也能与国际足坛完全重新接轨。
此前，中国足协筹备组已经通过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上报了2022年国内职业联赛的转会窗口，国际足球冬季转会窗口早已在1月31日结束，但由于中国联赛最早要到4月下旬才开始，因此，国内球员转会窗口从1月17日至4月8日推迟至2月14日至4月15日。
至于夏季转会窗口，初步将与国际足坛保持一致，8月1日开启，8月31日结束。当然，考虑到中超联赛能否按预期在4月22日或23日重启，目前还不清楚中超联赛能否在4月22日或23日重启。因此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筹备组可能会根据实际开启时间来调整转会窗口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转会窗口将在2023赛季后与国际足球完全重新接轨。
7.亚冠选拔权移交给俱乐部
如果中超联赛按照目前设想在4月22、23日全面开赛，就意味着今年中超联赛不会给亚冠“让路”。那么，中超前四支球队面对亚冠联赛该如何是好？成了“喜忧参半”的事情。据笔者了解，足协和中国足协筹备组都已告知四家中超俱乐部，一旦出现赛程冲突，各俱乐部可自行决定是否选择“亚冠”，是“以赛为主”还是“力保中超”。
根据亚足联此前公布的2022年亚冠赛程，今年亚冠附加赛将于3月15日举行，长春亚泰将在主场迎战澳大利亚悉尼FC和菲律宾卡亚伊洛伊洛。东亚区小组赛将于4月15日、16日开赛首轮，4月30日、5月1日结束第六轮。所有小组赛将采用集中赛制，亚足联将在稍后公布各小组的举办城市。鉴于目前情况，中超四支球队均未申请举办本届比赛。
与中超计划开赛时间相比，明显存在赛程冲突。而且，完成小组赛回国后，按照相关规定，他们需要接受“14+7”隔离，最早也要到5月22日才能完全解除隔离。这意味着，如果派主力出战亚冠，中超至少6轮比赛会受到影响。如果一周安排两场比赛，受影响的轮次会更多。
假设中超前四支球队选择全力以赴征战亚冠，最终晋级小组赛，那么之后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根据亚冠赛程安排，东亚区将在8月18日、19日进行1/4决赛，8月22日、25日分别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比赛也将采用集中赛制。
即便中超四支参加亚冠的球队比赛全部延期，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连联赛赛程安排中预留的补赛时间，也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而且，即便能安排补赛，由于涉及的球队太多，国家队也无法在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窗口期开始训练。
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筹备组经过再三考虑，只能保证中超联赛全面恢复。无奈之下，是派主力还是预备队去打亚冠？这个难题，留给俱乐部去选择。
疫情背景下，很多事情足协无法决定，需要上级的支持配合。相比之下，邻国韩国、日本足协在向政府申请后，最多只需接受七天隔离。赛事期间，日本国家队球员也被要求客场比赛回国后接受14天隔离，但这遭到日本俱乐部的强烈反对，日本足协和职业联盟联合写信请愿，要求将隔离期缩短至6天。越南国家队出征客场比赛，回国后只接受了三天医学观察，去年越南俱乐部队全员出征亚冠，回国后也只接受了最多一周的隔离，球员们就完全康复了。
因此，面对目前的现实，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今年中超四家俱乐部很可能像去年一样，以预备队或者青年队的形式参赛。至于比赛的最终结果，恐怕已经无需多言。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第二种选择，就是干脆退出比赛。
八、保持政策稳定发展
2022赛季各项政策会不会有变化？这显然也是外界关心的问题。据笔者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全面恢复和重塑职业联赛形象，原则上各项政策将保持不变。希望这样能够顺利过渡，避免给职业俱乐部带来新的冲击。
比如在外援政策方面，中超联赛仍将执行“注册6人、报5人、上4人”的规则，即一个赛季，一个俱乐部最多可以注册6名外援，同时注册5人，最多可以有4名球员同时上场。对于“亚洲外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参加亚冠的俱乐部可以选择一名“亚洲外援”。今年的亚冠注册规定并没有规定可以注册参赛的外援人数，每场比赛有3+1次出场的限制，所以这个规定和亚冠并不冲突。至于2023年亚冠，亚足联是否会增加外援人数，目前还没有最终的决定，所以足协和中国足协筹备组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比如，今年中超联赛扩编至18支球队后，将实行“两升两降级”赛制，不再像疫情期间那样实行临时附加赛制。因此，原定的中超联赛第34轮比赛将于11月13日结束。疫情结束后，垫底两支球队将直接降级至中甲联赛，中甲联赛前两名球队将直接晋级中超联赛。这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
同样，“U23政策”也在今年联赛中继续执行，即每队每场比赛必须保证至少一名U23球员始终在场上，若U23国家队组织训练或者参加亚运会比赛，该球员所属俱乐部很可能实施“免签”政策。
至于“准入制度”问题，鉴于目前的现实情况，中国足协下属的准入部门已经初步拟定了相关规定。一些标准，比如梯队数量，会有所放宽，但总体上原先实行的标准和要求基本维持不变。而且，只要不出现欠薪的情况，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阻碍，这也是为了帮助国内职业俱乐部更好地度过目前的寒冬。但如果出现欠薪的情况，不管欠薪多少，也基本没有阻碍，通过准入的可能性。传闻中的进一步工资帽，也是现阶段帮助俱乐部渡过难关的具体要求。某种程度上，所谓的进一步限制，并不是中国足协能够影响和决定的，足协必须落实相关要求。
当然，具体细节还是需要等待稍后召开的2022年职业联赛工作会议期间中国足协征求意见、讨论、统一公布、最终实施。
9.裁判工作由裁判委员会领导
如果说2022赛季有什么重大变化，那可能就是在裁判方面。新赛季裁判员选拔将由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导，而不像去年那样由中国足协筹备委员会主导。足协下属的裁判部门将不再像过去那样负责裁判员的管理。应该说，这是中国足球裁判员管理向“职业化管理”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近年来，职业联赛裁判纠纷从未间断，此前由于相关工作由足协下属裁判部门负责，足协被指“制衡”，去年足协将职业联赛统一归入中国足协，中国足协不再负责裁判员任用具体工作。虽然纠纷相对较少，但这与联赛本身的竞争力被大大削弱有关。而且，虽然中超联赛裁判纠纷已经大大减少，但中甲、中乙联赛的争议却并未减少，比如成都队参赛，启用四川裁判执法，这种公然背离公平基本原则的现象，比中超联赛裁判员自身能力和水平引发的争议更为严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足协筹备组负责管理裁判员，本身就存在着“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
今年1月20日，中国足协第十一届裁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这是中国足协成立的又一个专业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由前国际级裁判孙葆杰担任主任，委员有杨志强、杨志强为副主任，陶然成、谭海、胡建宏、牛慧君、姚庆、刘庆伟、赵亮、苏继格、耿志伟等15人，足协裁判部主任刘铁军担任执行秘书长。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男性，刘铁军是前国际级裁判，是足球裁判界真正的专业人才。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真正落实现在倡导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成立九个专项工作小组，包括：审查、培训、选拔、监督、评估考核、女足裁判工作、规则法规、科研信息、五人制及沙滩足球裁判、VAR工作、会员协会等。也就是说，整个中国足球界的裁判工作，都将统一在“裁判委员会”的领导下，从筹备到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再到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而且这个委员会相对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足协裁判部或者中国足协筹备组裁判部，裁判员的管理完全由这个委员会负责。
总体来看，这一改变或改革举措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正如英超裁判的管理不属于英格兰足协或英超联赛，而是完全交由一个独立的“职业比赛官员（裁判）有限公司[Game Match（简称‘PGMOL’）]”来管理一样。在中国足协筹备组尚未公司化、中国足球裁判尚未职业化的前提下，将裁判交给一个相对独立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似乎更为合理。这一改变本身或许也是职业化治理的有益尝试。当然，最终的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中国男足申办卡塔尔世界杯再次失败，让有关方面包括归化在内的一系列急功近利的“豪赌”举措彻底失败。各方再度强烈呐喊，“联赛化”才是出路。在当下中国足球的处境下，中国足协的首要原则就是全力以赴让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在2022年全面恢复正常运营，“不折腾”也成为首选。我们能否如愿回归日常生活？还需拭目以待。
